我在写学年论文资料

白之纯黑之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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亏大了

我把些资料发这  大家没兴趣的别看。 政治是很恶心的东西！
中印关系的回顾与展望http://www.66wen.com/03fx/zhengzhi/guojizhengzhi/20061023/46718.html
印度统治精英对中国的态度分成四派。
第一派主要是军队和安全战略专家，他们认为中国是印度安全的主要威胁。在学术研究上有一定影响的第二派，深信两国能像兄弟般和睦共处，新任商业部长兰密施(Jairam　Ramesh)称之为“文明派”，他举了师觉月(P.C.　Bagchi)、谭云山、谭中、阿马蒂亚·森（Amartya　Sen，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四个名字，他们都与印度诗圣泰戈尔所办的国际大学有关。第三派占印度统治精英的绝大多数，主张走中间路线。第四派是印度左派政党和“同路”的知识分子，他们基于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而亲中，认为社会主义国家决不犯错误。由于印度西孟加拉邦是左派堡垒，该邦民间亲华情绪最浓，是名歌Hindi　Cheeni　Bhai　Bhai(印度中国是兄弟)的发祥地。

白之纯黑之魅

研究中国与印度关系 超级强悍文章

资料参考和总结

http://www.tecn.cn/data/detail.php?id=10173

白之纯黑之魅

从西藏问题看中印关系(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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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济学家、资深中国问题专家、前内阁部长苏布拉马尼亚姆·斯瓦密博士，通过深入研究了历史、过去50年的政治记录和安全事务之后表示，印度应该放弃在西藏和达赖喇嘛问题上“模糊政策”，放弃在这一关键问题上的所有“错误观念和不合时宜的冒险主义”。他说，除非印度**真诚地采取行动，抛弃英国殖民主义“在西藏问题上的两面派政策”，“消除印度在西藏问题上的盲点”，并通过有意义的行动向中国保证西藏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否则中印关系不可能密切、友好和热烈。本文选自作者即将出版的新书《印度的中国观》。

　　应该到了重新设计印度外交政策的时候了，而这种重组应该建立在全面、实质性的基础上，与印度日益增长的经济实力相一致，并使地域战略优势最大化，通过透明的动议以及执行促进国家安全的新选择。通过国家安全，我指的是边界的和平，对内部叛乱的控制，以及与世界上的主要国家间相互有益的理解。所有这三个部分都是相互联系的。比如，那加兰邦人——米佐人——曼尼普尔区问题，由于主动与中国改善关系，这个问题在1978--84年变得易于解决。今天一个不变的事实是一旦印度保证巴基斯坦边界的和平，在克什米尔内部的叛乱问题将会易于控制。巴基斯坦可能会否认其助长了叛乱，但不容否认的是印度对其他国家的敌视，使得叛乱分子有安全的供应渠道，并很容易找到休息和恢复的地方。

　　本文所研究的中心主题是，经过重新设计的印度对外政策的支点是中印关系。然而，由于种种原因，主要是错误的估计和错误的看法，印度**领导人没有认识到与中国发展建设性的，如果不是合作性的关系的战略意义。现在是消除陈腐的观点，认清中国对印度的重要意义的时候了。

　　摆在这个国家面前的问题并不是有没有胆量开罪中国。相反，关键的是印度应该采取怎样的对华政策——友好还是敌对的关系？自1978年印度人民党**启动关系正常化进程以来，印度国内出现一种越来越强烈的——现在已经占压倒优势的一致意见，这就是无论过去发生了什么，印度应当与中国友好。更为重要的是，有很好的战略理由这样做：首先，印度的防务负责人一致认为，以目前的装备和兵力，印度想要对付中国和巴基斯坦的联合进攻几乎是不可能的。在可预见的未来，情况也是如此。因此，印度应该从自身的安全出发，努力把中国和巴基斯坦分割开来，无论这项任务有多么繁重、多么困难。

    第二，由于中国所处的地缘战略地位，它可能在克什米尔、北方邦边界、锡金和阿萨姆邦给印度造成巨大的麻烦。此外，对印度来说，这些问题连同巴基斯坦会产生乘数效应。英迪拉·甘地懂得这一战略事实，特别是在全阿萨姆邦学生会骚乱期间。事实上，1981年英迪拉·甘地专门要我去向**提出这个问题，以便了解中国在这个问题上的立场。现在，这已是不争的事实，即中国从来不鼓励阿萨姆邦的极端主义鼓动者非法越过边界到中国去并把问题国际化。中国的这种合作性的不干涉政策使印度获益匪浅。

　　我们暂且不谈与中国发展友好关系会带来的其他好处，比如说在联合国和双边贸易以及其他方面的益处，这两个不可改变的战略事实使得任何印度**都必须努力实现中印和睦。不幸的是，印度有些人只知道嘲弄中国，他们缺乏最基本的战略眼光和历史感，而且他们之中的大多数今天仍在掌权。

　　最基本的事实是，今天的中印关系并不热烈，也不合作。问题是，为什么会这样？是由于对立、边界冲突，还是其他原因？

　　依我之见，中国不应该把边界冲突作为与印度发展友好的战略伙伴关系的障碍。中国与14个国家拥有共同的边界，除了印度，它已与包括俄罗斯在内的所有国家解决了边界问题。印度与6个国家拥有共同的边界，除了不丹外，与其余的五个国家都有边界冲突。因此，在边界问题上，需要为自己辩解更多的是印度，而不是中国。

　　既然几乎在所有的国际问题上，中国和印度都没有解决不了的根本利益冲突，对立也不能成为中印不和的原因。因此，正是“一些其他的原因”不时地影响中印之间的关系。这其他原因是印度在处理中国西藏问题上所表现出来的印度教的模棱两可和缺乏透明度。而对中国来说，“中央王国”的骄傲使它不能直截了当地向印度阐明它在西藏问题上所担心的事情。

　　为了印度的战略意义，有必要与中国保持友好，并为之付出代价。这意味着，根据我对此形势的理解，必须公正地解决印度在西藏问题上的合理担心，以及它在1954年的条约（该条约承认中国对西藏的主权）中所做的承诺之间的矛盾。如果能使这个承诺透明化、前后一致，并可公开说明，那么印度对华关系中的主要障碍就会消除了。那么，在双边会谈中向中国表达它在西藏问题上的担心，就不会被误解，而且中国也会愿意满足印度的愿望。

　　如果果真如此，印度人必须仔细听取汇报，并消除英国对西藏问题的两面派做法。英国通过制造一个“宗主国”的封建概念，使大家对西藏的地位模糊不清。这使得西藏既不是一个独立的国家，也不是中国的一部分。消除帝国主义背信弃义的做法是印度**的责任。这不能由印度社会中任何其他的机构来完成。

    然而，现在的**为**内的亲西藏和台湾独立游说分子所左右。最近的1998年11月17日，国防部长约翰·费尔南得斯为已故记者D. R.曼可卡所著书的企鹅版《1962年的有罪之人》起草了一个前言。在前言中，费尔南得斯极力鼓噪他的**、亲西**立的游说，并称此书为“杰作”，应该在印度的每个大中学校作为义务读本，并以各种民族语言出版。费尔南得斯补充说，“一直以来所形成的说法，即印度的安全威胁来自巴基斯坦已经破灭了，而且对印度构成威胁的一种新的现实主义已经开始形成。”这种新的现实主义，当然是把中国作为对印度的威胁。但是最近的事件揭示了国防部长观点的不明智。

　　达赖喇嘛的随从已把达赖的黄金和珠宝投资于美国以及印度的房地产交易。达赖喇嘛的顾问们还在印度选举时支持某些印度政客。达赖喇嘛还同意藏族医生用草药为印度人民党的一位重要领袖医病。这些政客私下便不遗余力地破坏中印关系。他们不让中印关系发展到达赖喇嘛在印度无法生活下去。我的论文的核心是，除非印度清除在西藏问题上的盲点，并使中国感到放心，否则中印关系将永远不能变成密切、友好和热烈的伙伴关系。因此，我主张，印度必须消化并吸收这样的观点，即达赖回拉萨的最近政治路线是经过北京，而不是越过喜马拉雅山。因此，可以欢迎达赖喇嘛作为一个精神领袖留在印度，但不能作为一个流亡**的首脑留在印度。如果达赖喇嘛的顾问们由于授予诺贝尔和平奖，或奉承好莱坞的演员们而出轨的话，那么达赖喇嘛最好把他的政治总部设在加利福尼亚的贝弗利山，而不应该在印度的土地上。 印度没有收留达赖喇嘛的特殊义务。在长达2000年的中印史上，达赖喇嘛**能举出一个例子来说明西藏曾支持过印度吗？相反，拉萨甚至在印度国力薄弱的时候对达旺提出领土要求。

　　因此，西藏的地位以及印度对西藏地位的看法，一直是中印关系中不稳定的因素。印度**在公开场合承认西藏是中国整体的一部分。但是平常的说法，以及在许多行动中并不使人觉得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例如，印度**在80年代组建了一支待遇较高的特殊服务部队，一支8000多藏族人组成的突击队。这支队伍住在特殊的营地里，每天早上醒来都要高喊“达赖喇嘛万岁，我们要解放西藏”。这支突击队还受研究和分析组织和内阁秘书处管辖。如果印度认为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那么为什么需要维持这么一个特殊的队伍？相反，为什么不是一支能应付紧急情况的正规军？**从来没有回答过我这个提问。

　　达赖喇嘛享受的待遇同样说明了印度在西藏问题上的这种模棱两可的态度。**说印度只是给达赖喇嘛政治避难权。因为如果他回到西藏生命会受到威胁。但是达赖喇嘛驻新德里的办事处正积极地宣传西藏是一个独立国家的观点。如果印度**真的认为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那么达赖喇嘛办事处的活动就应被视同为在英国活动的“哈利斯坦**”和贾格吉特·辛格·乔汉一样令人厌恶。

白之纯黑之魅

从西藏问题看中印关系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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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印度在西藏问题上的意图是正大光明的，那么就有必要通过透明的外交政策让人们看到其真正如此。反之，如果印度认为西藏是一个独立的国家，并想解放它，那么就应当采取完全不同的外交和军事策略。如今，印度在两个方面都遭到了失败。它接受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的看法，可是，它又让怀疑的种子在其巨大的邻国的头脑中萌发。而中印关系也遭受损害。

　　如果印度有一个明确的西藏政策，那么它必须回答两个基本的问题。首先，西藏是否曾在历史上独立过？其次，在不远的将来的某个时候，西藏能作为独立国家存在吗？第一个问题属于历史研究领域，在形成国家安全政策之前，首先必须解决第一个问题。在这里，我要回答这两个问题。

　　不过，后一个问题是国大党**曾在1950年被问，并且回答过的问题。1977-1978年的人民党**也被问并回答过同样的问题。在这两个场合中，这两个**的回答都是否定的：西藏不能作为一个独立的国家存在下去。

　　1950年11月18日，贾瓦哈拉尔·尼赫鲁总理在写给他的同事萨达尔·帕特尔的信中说：“我们不能拯救西藏，虽然我们希望这么做，我们救它所做的努力越大，给它带来的麻烦也越大。我们不但没有能力有效地帮助它，反而给它带来麻烦，这对西藏来说是不公平的。然而，我们有可能帮助西藏维持最大限度的自治。”

　　尼赫鲁加了以下的话，其意义对今天来说都是有用的：“必须记住的是英国、美国、以及任何一个强国都没有对西藏或那个国家的未来特别感兴趣。他们所感兴趣的只是找中国的麻烦。”

　　在1977-78年期间，人民党**同样重新考虑了西藏问题，两个人民党部长，拉杰·纳拉因和约翰·费尔南得斯给予西**立以支持。经过对这个问题的全面分析，外交部长A.B 瓦杰帕伊（曾极力鼓噪西**立）代表莫拉尔吉·德赛领导的**说：“我们把西藏视为中国的一个地区。如果达赖喇嘛和藏人在他们认为时机成熟的时候返回（西藏），我们将会很高兴。”

　　换句话说，人民党**认为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印度不明确的努力是使时机成熟，这样达赖喇嘛可以感到安全地回到拉萨。新德里既不会叫达赖喇嘛离开，也不会叫他留下来：最终的决定取决于达赖喇嘛。

　　虽然印度**的立场从本质上说是明确的，不容做第二种解释。然而，足够的迹象表明，印度政客们在私下却采取了与**公开阐明的不一致的立场。例如，外交部长在国会上重申之后的四天之后，1979年人民党**的待就职部长会晤了苏联总理阿列克谢·柯西金，约翰·费尔南德斯与来访的苏联领导讨论苏联应该宣称对独立西藏的支持。

　　柯西金和费尔南德斯之间的讨论还表明如果英迪拉·甘地在1977年之前掌权，她会私下里告诉俄国人一件事，国会另一件事（也就是说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

　　在1983年3月，在谈到外交事务争论时，我尖锐地提出了这个问题：印度**是否把西藏作为中国的一部分？当时的外交部长，PV纳拉辛哈·拉奥，在他1983年3月31日的回答中说，国会和**是把西藏作为中国的一部分。然而这份声明并不和其他的发展动态相符合。1983年3月，70个国会议员签署了一个备忘录，并把它交给总理英迪拉·甘地，要求她在不结盟运动会议上给予西藏叛乱代表团“观察员”的地位。如果没有上级的指示，国会议员有胆量签署这样的备忘录吗？

　　有些印度人对西藏在中国的地位有点感情用事。这种感情用事的起因是泛印度主义的潜流。但是这些人是否意识到这样做会给国家安全带来什么后果吗？如果印度鼓励西**立，难道中国不能鼓励克什米尔、阿萨姆人、那加人和旁遮普人搞分裂吗？从1890年到1950年，历届西藏**不是都对锡金、不丹和整个阿鲁纳查尔邦提出领土要求吗？印度能够接受一个独立的西藏将会提出的这些要求吗？

　　印度需要考虑的第二个问题是，如果它支持西**立，印度能一直支持下去吗？现在的中国西藏自治区有130万平方公里，印度领土面积的三分之一。它拥有250万藏人。如果没有外部的援助，130万平方公里气候恶劣的土地能被西藏的独立分子占领吗？那么外部的援助者又是谁呢？美国？俄罗斯？印度？这些都不是。即使是在1959年藏人叛乱的时期，美国国务院发言人说：“美国从来不认为西藏是一个独立的国家”。美国现在与中国建立了战略伙伴关系。因此，它永远不会支持西**立。苏联，在惧怕中国的高峰期（当柯西金1979年访问印度），也只是对费尔南德斯说西藏“不在印度范围内”。而今，俄罗斯正忙于和中国建立战略伙伴关系。最近，俄罗斯总统普京访问北京与中国商讨一个协议。

　　换句话说，只有印度想努力达到“西**立”并维持下去。那么为什么印度要担当起这个责任？如果西藏在印度的帮助下取得了独立，印度能够防止美国人和俄罗斯人同藏人建立比印度人和藏人的关系还要好的关系吗？当初解放孟加拉国的是印度军队，（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美国、中国和沙特阿拉伯都曾反对孟加拉国独立，）但印度能阻止孟加拉国和这三个国家保持密切的联系吗？

　　依我之见，谈论西**立是一个无用、有害的梦，是在浪费时间。印度应该接受西藏是中国一部分的事实。我曾猛烈地抨击尼赫鲁，但是在回顾这些记录并重新思考后，我应该承认当时他采取克制的态度，没有鼓励西**立是正确的。尼赫鲁错在谈判1954年的印中西藏条约时没有解决边界问题。错在他当时屈服于苏联的压力（而不是像人们所认为的那样屈服于美国的压力）而在50年代末期训练了康巴人和藏人，使之能够经常地袭击西藏境内中国军队的车队。此举播下了中印不信任的种子，并导致1962年毫无意义的战争。

　　所有这些并不表明中国**在处理西藏问题上没有错误。在文化大革命时期违背了宣布的政策，包括17条协议。

　　1980年中国**党总书记胡耀邦，以及副总理万里访问西藏。同年，**党发布了对西藏新的指示。胡正式承认对前一段时期对藏人所遭受的苦难表示“错误和遗憾”。中国**官员们还宣布保持“西藏自治”的必要。并宣布了新的政策。

　　1982年12月15日的中国权威性的周刊杂志《北京周报》，发表了一篇题为“对达赖喇嘛政策”的评论。在这篇文章中说：“欢迎达赖喇嘛和他的追随者回到中国。一旦他们回国，**会给他们做出适当的政治和个人安排。”

　　存在的问题是达赖喇嘛回国的时机是否成熟。如果印度**真的信守西藏是中国一部分的诺言，那么应该不断地寻找达赖喇嘛自己认为回拉萨的成熟时机。

　　达赖喇嘛继续留在印度是两国之间的伤痛，它提醒人们印度和中国之间的关系并非一切顺利。在达赖问题圆满解决之前，印中关系谈不上正常。而圆满解决达赖问题的唯一办法就是他安全回到西藏并在西藏生活。

　　至少在整个历史上，中国对西藏的主权或是“宗主权”得到各国**甚至是敌视中国的国家**的承认。这段历史旅程并不是一帆风顺的。西藏曾经发生叛乱，但只是很短一段时期。只是在1913年这一次，孙中山先生在北京推翻了清朝**，13世达赖喇嘛（现任达赖喇嘛的前任）宣布西藏是一个独立的国家。但是，到了1929年，处于同一个达赖喇嘛领导下的西藏开始接受中国对其的宗主权。顺便说一下，中国人一直认为“宗主权”指的是在中国主权下的藏人自治。

　　驻印度总督柯曾首次提出了西**立问题。他把“宗主权”的想法作为是“宪法上的虚构”。柯曾还命令弗朗西斯到拉萨（1903-04）调查那里是否有俄罗斯人背弃西藏。弗朗西斯军事考察的结局是，在1904年9月签署了一个英国-西藏协定。这个协定的要点是西藏会和印度直接打交道，而不是通过中国。Chmbi 峡谷将划给印度75年。

　　但是伦敦的英国**拒绝了柯曾的动议，并命令起草一个中英协定来取代这个“英国--西藏协定”。柯曾通过延缓战术予以阻止。最后，伦敦召回了柯曾并派明托取代他的位置。后来1906年4月27日在北京签署了一个中英协议，协议规定Chmbi 峡谷归还给西藏。后来，该协议的第11条重申了中国对西藏的“宗主权”。为了进一步确认，英国和俄罗斯在1907年8月31日的约翰内斯堡签署了英俄协定。该协定的第11条说：“为了符合中国对西藏拥有宗主权的已承认原则，除非通过中国**，大不列颠英国和俄罗斯不寻求与西藏的谈判。”

　　换句话说，英国**重申了其一贯立场，并通过在1906年签署中英协定来使立场正式化，确保中国对西藏的“宗主权”。因此，主要的几方——中国、英属印度和俄国已经接受中国西藏的领主权。连西藏都接受了这一点，但除了1913-19年期间。“宗主权”基本上指的是除了国防和外交在中国控制下的西藏自治。

　　有人争论，这个“宗主权”是国外势力强压给西藏的。在西藏的几个藏人提出了这个观点。这个争论的基础是相当薄弱的，因为即使是达赖喇嘛的机构也根植于中国政治和军事的保护。综观西藏的整个历史，达赖喇嘛一直寻求并得到了中国皇帝的庇护。即使是达赖喇嘛作为毫无置疑的西藏宗教和世俗领袖地位也是由于中国皇帝的干涉才得以可能实现。

　　第五世达赖喇嘛正式确立了西藏与古代中国的联邦关系。他寻求清朝的干预（在1644年取代了明朝）使得他在西藏的地位得以稳固。顺治皇帝不仅派军队稳固达赖喇嘛的势力，还给他一个金印表明北京的承认。1720年，在康熙皇帝的支持下，废除了西藏皇帝，第9世达赖喇嘛成为西藏的政治领袖。自从那时候起，所有继任的达赖喇嘛获得了北京的金印，以确保达赖喇嘛的合法性。中国的君主政体在1911年结束，但是北京**对拉萨继续履行权力。因此，当现任达赖喇嘛在1940年2月22日就职的时候，一个蒋介石**的代表被派往拉萨，并在就职仪式上行使权力。因此，达赖喇嘛机构本身在中国的保护和庇护下发展壮大的。

　　确实，在阅读过历史文献后，任何持客观态度的人都不会怀疑，在漫长的历史中，西藏的表现使人感到，它的未来是在中国总的框架内。西藏在历史上从来没有同印度站到一起过。因此，鼓吹“西**立”的人是没有也不可能有历史依据的。他们所鼓吹的只能是新的政治骗局，或是牺牲国家的利益而养肥他们自己。因此，不应让我们在西藏问题上的错误观念和不合时宜的冒险主义干扰中印关系。


译自印度《前线》杂志17期。2000年9月2日—15日

白之纯黑之魅

西方人眼中的西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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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藏问题是世人无法回避的一种客观实在，有两个范畴。加引号的“西藏问题”是狭义的西藏问题，主要是指西藏分裂、独立，强调人权，政治色彩浓，具有国际性的特点；不加引号的西藏问题是广义的西藏问题，包括政治、经济、文化、宗教等方面，主要是指西藏的民族问题、宗教问题、发展问题和现代化问题，强调主权与人权并重，主要表现在国内。广义的西藏问题实际上包含狭义的“西藏问题”。无论是国内和国外，西藏问题都十分尖锐复杂，都对中国的稳定和发展带来重大影响。因此，我们必须正视西藏问题，研究西藏问题，寻找解决西藏问题的方案和对策。西藏问题的影响表现为三个层面：宏观，西藏问题的国际化和世界性；中观，西藏问题对国际关系的影响，如西藏问题对中美关系和中印关系的影响等；微观，西藏问题对中国的影响。宏观和中观的影响属于“西藏问题”；微观的影响属于西藏问题。长期以来，中国学术界一直没有将西藏的现实作为问题来研究。

　　可以预料，进入２１世纪，“西藏问题”将更加尖锐和复杂，西藏问题国际化的趋势有可能加剧，西藏会成为“中国的科索沃”吗？西藏将是“下一个台湾”吗？西藏能够独立吗？这些都是亟待学术界研究和解答的重大现实问题。西方人的“西藏观”主要是由学者、官员、民众和传媒对西藏的认识构成的，传媒被称为“第四种权力”，由学者构成的思想库被称为“第五种权力”，他们对西藏的认识对西方人“西藏观”形成起着重要作用。同时，西方人的“西藏观”对西方国家制定对华政策和“西藏政策”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因此，了解西方人眼中的西藏，研究西方人的“西藏观”， 剖析西方人的西藏观和认识西藏的范式，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目的在于“知己知彼者，百战不殆。”有利于弄清西方人对西藏的了解和认识以及对西藏的看法和在“西藏问题”上的态度；认识西方人“打西藏人权牌”，制定代表其国家利益的所谓“西藏政策”的内幕和目的，支持“流亡**”的分裂和独立活动，对中国的西藏政策指手画脚，干涉中国内政，利用“西藏问题”遏制和分化中国的根源；进行战略策划，在参与国际政治斗争中争取主动，增强危机应对能力，预防在西藏出现西方**势力所期望的“中国的科索沃”。剖析西方人对西藏的认识，有助于增进中国和西方的彼此了解和信任，促进中西方关系的改善，为**解决“西藏问题”提供决策参考依据。

　　了解西方人眼中的西藏，研究西方人的“西藏观”，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长期以来，中国学术界主要关注的是事实上的西藏，对西方侵略西藏，插手西藏事务，干涉中国内政的史实有所研究和阐述，而对西方的观念上的西藏，即西方人对中国西藏的印象、知识、看法、态度、经验、情感、想象和认识（“西藏观”）等属于观念和心理层次的东西却缺乏研究。因此，对于中西学术界和藏学界来说，西方人的“西藏观”都是亟待填补的一个重要的学术空白。这便是了解和研究西方人眼中的西藏的意义和价值所在。   

西方人的“西藏情结”

　　对于西方人来说，东方文明永远是一个神秘玄妙的难解之谜。作为东方文明宝库中的一朵奇葩，西藏文明更令西方人魂牵梦萦。然而，由于地理、文化和语言的阻隔，西方人眼中的西藏和西藏文明如雾中花，水中月，难见本质和真谛。越是如此，西方人越想看个究竟。因此而形成了一个解不开的“西藏情结”。自然情结――几个世纪来，西藏对西方人一直是一个谜。西藏雄踞“世界屋脊”，被称为地球的“第三极”，其自然景观――神奇的雪山，辽阔的草原，宁静的湖泊，咆哮的河流，湛蓝的天空，洁白的云彩，巍峨的喜马拉雅山，雄伟的峰珠穆朗玛峰，神圣的冈底斯山，奔腾的雅鲁藏布江，成为外人进入西藏的天然屏障，被西方探险家和旅行家视为世外桃源和自然天堂，攀登珠峰，成为西方人的地理朝圣。西方人对西藏自然环境的向往，主要是为了满足其生理需要，乔治·奥维尔说，没有比到中亚或西藏进行一次真正的游历更好的事了。西藏成为西方人看得见（有形的）的“香格里拉”――地理上的 “香格里拉”。人文情结――西藏的人文景观，金碧辉煌的寺庙，苍凉雄奇的城堡，灿若群星的帐篷，风格独具的民居，古朴独特的民俗，神圣的活佛喇嘛，玄妙的法事活动，香火旺盛的圣城拉萨，具有无穷的魅力，强烈地吸引着西方人，将其视为净土和天堂，寻求精神寄托的乐土，成为西方人寻求心灵慰藉的看不见（无形的）的香格里拉――精神上的 “香格里拉”。

　　青藏高原基本上是单一的民族藏族的聚集区，相对封闭的社会环境致使外来文化难以进入，民族文化保存得较为完整，藏、汉、回、蒙等民族文化和本教、印度佛教、藏传佛教、伊斯兰教等宗教文化交汇于此。灿烂辉煌的西藏文明对世人具有很大的诱惑力。西藏是佛教圣地，拉萨是闻名世界的藏传佛教圣城，是佛教徒向往的“香格里拉”。神秘、神奇和充满神韵的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使青藏高原成为世界上最为独特的旅游胜地，为中外探险家和游客所青睐。达赖喇嘛及其流亡**在国外的独立和分裂活动，“西藏问题”国际化，更使西藏成为国际政治斗争中的一个特殊的砝码。

　　西藏和西藏文化令西方人着迷。喇嘛教，被西方人视为与基督教和天主教相通的宗教；一部《西藏度亡经》，在西方经久不衰；一个洛桑然巴，蒙骗了无数有教养的西方人；一句六字真言，让西方人冥思苦想；西藏研究成为西方的“显学”；达赖喇嘛成为西方人心中的偶像和明星；１９９７年被称为“好莱坞西藏年”，好莱坞成为美国重要的“西藏形象生产基地”，好莱坞著名影星理查·吉尔信奉藏传佛教，皈依达赖喇嘛，成为西**立活动的明星；西方**势力企图将“西藏问题”作为遏制和分化中国的一个重要突破口。

　　西藏与西方结下不解之缘是多种因素促成的。海外藏族学者在嘉央诺布在《电影、小说中的西藏与西方的幻想》一文中（《西藏评论》１９９８年１月号），追溯了西方人偏爱西藏和藏族文化的渊源。他写道，西方人对亚洲腹地的这块神秘土地的这种痴迷和陶醉，可能渊源于其在中世纪欧洲的一个失落的基督教王国的传说。中世纪，中国和中亚的基督教聂斯脱利派的出现，肯定促成了这个传说。在亚洲高地的这样一个基督教王国的故事，可能是藏传佛教的寺院仪式与罗马天主教仪式之间的相同所引起的，例如在焚香仪式上，忏悔、礼拜仪式音乐、圣水的喷洒以及在由乡村牧师主持的田野祝福一样谦卑的某些仪式。对西藏的这种的“高卢式的”痴迷和陶醉，在本世纪初期由于大卫·妮尔夫人的作品而得到了进一步的推动，像古伯察一样，她实际上使到西藏旅行成为不可思议的行动。使西藏的魔术般的形象真正僵化的书是詹姆斯·希尔顿的《消失的地平线》。“香格里拉”之名在英语中已找到了一个位置，如像已在人类社会消失的一个神秘宁静而充满神灵的天堂的一个标语。美国总统的乡间隐居处戴维营，最初由富兰克林·罗斯福亲自命名为“香格里拉”。

　　西方人对西藏的这种痴迷，有一种不祥的对应物。纳粹就对西藏可能是原始的雅利安故乡的场所的理论感兴趣，甚至对西藏人本身就是一个消失的雅利安部落的奇怪观念好奇。西姆莱于１９３９年派遣了一支很可能是由党卫军发起和资助的远征队，由霞飞尔上尉率领前往西藏，其公开身份是一支科学考察队，但是他们带着找到雅利安故乡的位置的秘密指令。在嘎伦·诺威尔的数以百计的摄影作品中，几乎都在赞美西藏的世外桃源般的美以及她的快乐幸福的人民的直率和精神。自从《消失的地平线》出版以来，西藏的“香格里拉”形象已经在其他小说和故事中频繁地更新，最好的一个例证是由理查森撰写的《西藏的玫瑰》以及兰贝特的《战争的骗子》和吉尔的《西藏》。

　　嘉央诺布认为，关于西藏的最原始和最不同寻常的小说作品，是皮埃尔·特勒的短篇小说集，题为《达赖喇嘛的故事》。克拉克的《神的九百万个名字》，是描写在西藏寺庙中制造了一个令人惊恐的发现的一位电脑程序员的短篇小说，这是一部离奇恐怖的科幻小说，讲述一个最终旋转的“半阴影区”。每个人都读过赫格的《丁丁在西藏》。关于西藏的一部幽默的英文书籍是《黑珍珠》，这是一部“绝妙的”好读物。也许描写西藏的最持久地流行的书籍的作者是洛桑然巴，他实际上是英国水暖工哈斯金斯（Cyril Hoskins），尽管他的许多作品，如《第三只眼睛》、《来自拉萨的医生》、《古人的洞穴》、《与喇嘛一道生活》等，本来属于小说类（哈斯金斯声称，这些作品是以他从前在西藏生存的回忆为基础的），但是直到最近在西方还有相当多的人将这些作品看成是一位西藏宗教大师的真实记述。嘉央诺布说，西藏对西方人的吸引力，主要来源于某些变化或香格里拉故事的其他――古代传说的隐藏的、秘密的王国，已经失去智慧，在亚洲腹地的深处，并且在这种看法中是有力的神秘、玄妙的因素，似乎将一个梦幻般的本质插入到西方对于西藏状况的认识中，使她显得不如世界各地的其他冲突和危机那样刻不容缓、真实和重大。香格里拉的幻想主要与西方一些人的感情需要有关。正是西藏的这个像梦幻一样的“香格里拉”的本质，大多数可以在其社会和文化及其奇特的秘密宗教的中世纪的特点中观察到，这是西方人发现最有吸引力的。从旅行者到学者，都专注于西藏的这个特点，将西藏生活或文化的其他方面排除在外，无论它们可能对于西藏人多么重要。

　　西方人对西藏和西藏文化的关注不是偶然的。除了把西藏看成其地理上和心理上的“香格里拉”这个主要原因之外，心理上，２０世纪后半叶以来，西方进入所谓“后工业社会”或“后现代社会”，其精神支柱西方文明难以解决人们面临的尖锐复杂的现实社会问题，不能满足享有高度发达的物质文明的西方人的精神需求和信仰需要，他们转而在东方文明中寻觅出路，于是东方文明的奇葩藏传佛教便因此而受到青睐。藏族民风古朴，乐善好施，粗犷豪放，形成了独特的民族性格和民族精神，这是生活在工业社会和后工业社会中的那些被物质文明异化，以“疏离”、“单一向度”和“妥协主义”为特征的西方人群所缺少的。宗教上，西方人认为藏传佛教与西方的基督教和天主教是相通的，西方宗教不能解决的社会问题和文化问题可以从西藏宗教中去寻找出路。文化上，全球化浪潮的到来，凸显出民族和地域的重要性，具有独特风格的藏族文化和西藏因而受到民族和文明趋同的西方人的关注。政治上，２０世纪下半叶，由于西藏分裂势力和西方**势力的活动，加剧了“西藏问题”国际化的趋势，从而使西藏问题成为与台湾和贸易并重的“３Ｔ”问题（Taiwan,Trade,Tibet）。而“西藏问题”主要是由主权、民族、宗教和人权问题构成的，这些问题都是国际社会关注的热点和中国与西方**势力斗争的焦点。

　　西方人对西藏的“发现”和认识

　　西方人对西藏的认识经历了一个由“发现”到了解再到认识的漫长历程。西方“发现”西藏的先驱，主要是探险家、旅行家和传教士，１９世纪以前，他们主要是从文献记载中了解西藏，然后前往西藏的外围考察，后来才进入西藏，根据自己的所见所闻，撰写了一些探险考察报告和游记，对西藏有了一些感性认识，对西藏已有一个基本的轮廓。１９世纪，西方的记者、官员、军人和学者加入到入藏队伍的行列，进入西藏腹地游历和考察，对西藏的了解逐渐加深。１９世纪３０年代，匈牙利藏学家乔玛开西方藏学的滥觞，这标志着西方人开始具有对西藏的理性认识。但是在１９世纪以前，西方人对西藏历史、文化和宗教的真谛犹如隔雾观花，尚未窥见全貌。进入２０世纪，１９０３年英国军队用枪炮打开了西藏封闭的大门，扫除了西方人进入西藏的障碍，为西方人进入西藏提供了地理上的方便；斯坦因和伯希和从敦煌藏经洞盗走大量古藏文经卷，为西方人研究西藏提供了文化上的便利；辛亥革命推翻清王朝，使西方势力插手中国西藏事务有可乘之机；１９１３年召开的西姆拉会议，引起了西方人在政治上对西藏的关注；十三世达赖喇嘛推行“新政”，为西方人提供了用武之地。２０世纪上半叶，内外因素的结合，促进了西方人对西藏的研究，加深了西方人对西藏的认识。２０世纪下半叶，随着新中国的建立和西藏的和平解放，西藏更加受到国际社会的关注，１９５９年西藏叛乱发生后，大批藏人流亡国外，他们不但带走了一批珍贵的藏文文献和档案，而且其中许多人还是满腹经纶的“西藏通”，一些藏族学者被西方大学和科研机构聘为教师和研究人员，从而极大地推动了西方的西藏研究，为西方人研究和认识西藏提供了极大的方便，在西方掀起了西藏热和藏学热。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以来，一方面，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深入，西藏向西方人敞开了大门，中外学术交流日趋频繁，西方藏学逐渐走向成熟；另一方面，由于西藏分裂势力和国际**势力的活动，“西藏问题”国际化的趋势加剧，西方学界、政界、民间和传媒对西藏给予了特别的关注，西方人对西藏的认识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学界、政界、民间和传媒对西藏给予了特别的关注，西方人对西藏的认识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其“西藏观”基本定型。

　　文化交流是的互动的。西藏文化和藏传佛教在西渐过程中，对西方文化和宗教产生了影响，西方人和西方文化受到一定程度的藏化；西方文化传入西藏，对西藏文化产生了影响，西藏人和西藏文化受到某种程度的西化。中国西藏文化与西方文化的交流和互动，拉近了彼此的距离，增进了西方人对西藏和西藏文化的了解。

　　由于民族、国家不同，经验、观念、知识水平、社会地位的差异，西方人眼中的西藏并不是一样的风景，西方人的“西藏观”也不是一种模式，而是智者见智，众说纷纭。学术界、政界、民间和传媒对西藏的了解和认识以及对“西藏问题”的态度各不相同。笔者另有专文论及，在此不赘。

　　西方人认识西藏的“范式”和误区

　　西方学者在了解、认识和研究西藏的过程中，形成了一套独特的研究“范式”。他们继承语言历史学派的传统，重史料的利用和语言的运用，其工具语言是欧洲的主要语言和日语，资料语言为藏语文和汉语文；借鉴人类学的研究方法，注重到藏区进行实地考察；借鉴社会学研究方法，重个案研究（微观历史研究法，以小见大）、参与研究和跟踪研究；重比较研究、综合研究和跨学科研究；重视藏人的帮助和协作；在西方，藏学附属于印度学（梵文研究）和人类学或中亚研究。

　　需要指出的是，在了解、研究和认识西藏和藏族文化方面，欧洲和美国存在着差异：欧洲重人文科学方法，美国重社会科学方法；欧洲重传统，美国重现实。美国学术研究的动力是由“三力”构成的合力，即学者的智力，卸任官员的权力，基金会、财团和企业家的财力，这三力也是推动西方藏学研究的动力。

　　对于西藏的认识，美国人与欧洲人具有不同的价值取向。一般来说，具有悠久历史和灿烂文明的欧洲人，主要看重的是西藏的人文价值，有时也看重其政治和战略价值。早期欧洲传教士从文化角度看西藏，他们对西藏的兴趣，主要集中在其宗教和文化方面，将西藏当成传播基督教和天主教的“真空”；英国帝国主义兴盛时期，为了实现其争霸远东的战略目的，保住“大英帝国王冠是的珍珠”印度，向西藏发动了两次侵略战争，１９１３年又策划召开了“西姆拉会议”，这时，西藏的政治和战略价值超过了人文价值。新中国成立后，欧洲人对西藏的认识，继承了其传统，即在重视西藏的人文价值的同时，也开始重视其政治和战略价值，利用“西藏问题”干涉中国内政。而历史短、文明根底不深厚的美国人，主要看重的是西藏的政治价值和战略地位，人文价值居于次要地位。美国人（包括学者在内）从与西藏和藏人接触起，就带有较为鲜明的政治色彩，他们主要是从政治和战略角度看西藏，早期来华的传教士就带有很强的“功利”色彩，如创办教会学校、开办慈善事业等，实际上是为其国家利益服务，培植亲美势力。近代，美国考察研究西藏的先驱、插手西藏事务的始祖柔克义，是一名驻华外交官。１９４２年，美国总统罗斯福首次派遣入藏的使者小托尔斯泰和都兰，是战略情报局的官员。新中国成立后，美国将西藏作为**堡垒，视为推行其意识形态、价值观念、民主、人权、民族自决、宗教自由等的“乐土”，客观上抬升了西藏在国际政治中的地位。

　　应当看到，西方的藏学打上了西方学术传统的烙印。在欧洲，“汉学在传统上以文献研究和古典研究为中心，所以在研究历史较短的美国似乎感到Sinology 一词有点过时的味道，一般称之为Chinese Studies（中国研究）”。早期传教士的汉学著作，美国讲求实用，注重现实性研究；欧洲无论是语言学还是历史学，都属于古典研究，根本不涉及其他领域的研究。研究汉族历史和文化的欧洲“汉学”，经过美国人改造，发展成为研究地区的“中国学”，由民族研究发展到地区研究，从汉学角度的研究侧重于语言学、文学，从地区研究角度以经济、政治、社会、思想文化为重点。“社会科学家的学术兴趣仅仅在当代，而把过去留给了历史学家和人文科学家”。“坚定不移地推动历史学与社会科学或行为科学的结合是美国学术的显著特征”。美国学者余英时说，费正清“研究中国近代、现代史并不完全是从学术观点出发，更重要的是他要改变美国的对华政策”。汉学从欧洲传到美国发展成为中国学，突出了鲜明的美国特色：由重学术发展到重政治；由重历史传统转变为重社会现实；由人文科学发展到社会科学；由远离现实到服务现实，经世致用。美国的学术传统是“重模式，轻实证”。主导欧洲的实证史学，重“叙述”历史；占主流的美国的新史学，重“解释”历史。法国史学家贝尔指出：“历史学的任务不是描述历史，而是解释历史，进行综合比较研究”。美国学者研究中国，目的在于为国家利益和战略服务，在很多情况下，表面上看他们在研究中国，实际上是要解决美国自身的问题。欧美学术传统的渊源和差异自然影响到欧美的藏学研究范式，欧洲人主要用人文方法研究西藏，重传统，重实证，重学术；美国人主要用社会科学方法研究西藏，重跨学科，重现实，重政治。欧洲和美国不同的文化传统和价值观，决定了其对待西藏文明和藏传佛教的不同取向，以藏传佛教西渐为例，藏传佛教为求得在西方的生存和发展，必然要适应西方文明，不可避免地要“西化”。显密并重，先显后密的藏传佛教传入实用主义的美国后，其需要长期艰苦地闻思修、深奥而抽象、重修心的显宗受到削弱，其顿悟成佛、简明而神秘、重修身的密宗受到重视，吸引了大批西方信徒，禅定中心纷纷在各地建立。

　　美国著名的东亚研究专家赖肖尔认为，美国学者从事学术研究有强烈的“使命感”、“学术个性”和“反唯理智论倾向”。因此，他们“蔑视学问，更为强调的是实用性知识”，“更为明显地同自己以外的社会，即政治家、实业家及其实践家始终保持紧密的联系”。“大凡有出息的学者，随时都愿意进入政界和实业界，以证明自己真正理解了在教室里所讲授的知识”。他说，美国学者力求使自己的知识有益于社会，“社会方面也靠近学者”，“助长知识界与政治接触”。“学者和官吏之间的这种交流，不论是为了政治，还是为了学问都是一件好事。由此，**得以利用习惯于从广阔视野和高屋建瓴地观察事物的社会上的一个重要的智囊团和思想库；另一方面，由此学者也可重新检验自己固持的理论，对照我们所生活的富于变化的世界中所展示的现实，为协调理论与之一致而不断获得外界动力”。总之，“学者世界与政治家世界之间不能有界限”。

　　嘉央诺布说，对关于西藏的许多旅行书籍以及有关西藏的宗教和“文化”的大量“新时代”类型的作品（大多数是由达赖喇嘛亲自作序、介绍的）进行考察，留给人们不舒服的感觉，即自从詹姆斯·希尔顿的《消失的地平线》和洛桑然巴的《第三只眼睛》这类书籍提供了关于西藏的有益文学主体以来，西方人的西藏观并没有发生实质性的变化。在影片中出现的西藏，要么是一种最终的精神退隐处，如像《千禧年》，《危险边缘》和《幺点冒险――当大地呼叫时》中，要么是一种魔术力量的储藏室，如像《通往香港之路》和《阴影》中。西藏被看成是西方人的“对立面”。西方人，无论其过失如何，都是真实的；西藏，无论多么精彩奇妙，都是一个梦幻――要么是一个消失已久的黄金时代，要么是太平盛世的幻想，仍然只是一场梦。在每一次这样的表述中，西藏人或他们的家乡和文化只是充当一个背景或衬托白人主角的更为重要的工作，有一个固有的和潜在的前提，即假如西藏为西方人的目的和需要服务的话，她仅仅是相关的。在希尔顿的《消失的地平线》中，主角康韦是英国人。为首的喇嘛是欧洲人，就像大多数香格里拉的高级官员一样。西藏人基本上都是迷信的农民和体力劳动者，伐木者和抽水者，在香格里拉的白人精英看来，都是一些苦力。

　　由于社会历史背景、价值观念、学术文化传统、意识形态等原因和海外藏人的影响，长期以来，西方人对中国西藏的认识一直存在着局限和缺憾。西方人对中国历史和国情缺乏认识，影响其对西藏的认识。旅居英国的藏族学者次仁夏嘉指出，在西方，大多数藏学研究者将其西藏研究领域确定在２０世纪以前，一些学者认为，２０世纪尤其是西藏和平解放以来的西藏不值得研究，这种局面是不正常的。西方人迷恋传统的西藏，看重的是西藏的人文色彩，把西藏想象或描述成为乌托邦式的人间天堂，将西藏看成是静态的理想社会，以保护传统文化和藏传佛教为借口，惟恐西藏发展，从而成为自己所制造的“香格里拉神话”的囚徒。

　　香港大学历史系教授杜维运指出：“西方汉学家用西方的一套方法，以重建中国历史，藉西哲的精蕴，以发国史的幽光，应是令人兴奋的事。惟中国学问，如天马行空，飘忽无踪，单凭方法，实不足羁系之。方法以外，灵活的运用，直觉的了解，诗意的体会，极为重要。方法易学，直觉的了解，诗意的体会，却不是一蹴可几的。不知中国的社会背景及民族习性，即不足以语此境界，西方汉学家的致命伤在此，西方汉学家重建中国历史的困难亦在此”。

　　从美国的中国学的缺憾可以见到美国藏学乃至西方人的“西藏观”的缺憾之一斑。美国学者“非常缺乏在中国的实地考察经历，他们的著作往往只是其从事六年中国语言学习和几年的图书馆经历的产物”，这尽管被视为“在美国学术界中的特殊身份和高水平学术训练过程中形成的成果”，但却不能称之为“研究”。美国学者有“重事实，轻理论”的经验主义和实用主义倾向，他们在研究中习惯于“框架与史料”的结合形式。美国的“中国通”和中国学大师费正清研究中国奉行的“冲击－回应模式”，实际上仍是西方中心观。近东研究专家爱德华·赛义德进行“东方学批判”，将“西方中心论”的统治地位称为“文化霸权地位”。他在《东方学》一书中指出：“欧洲人的想象被作为与任何非欧民族和文化进行比较时的权威标准。此外，还有一种欧洲人对东方的想象的霸权，他们自己反复申明先进的欧洲人对落后的亚洲人具有无比的优越性。”美国学者具有强烈的猎奇意识，嗜好探求差异性。

　　对西藏的神秘感，导致西方人对西藏文明讳莫如深；由于感情上的距离和政治上的偏见，造成东西方的对立，使西方人难以客观全面地认识西藏；东西方思维方式的差异，东方人重辩证思维，思考问题强调对立的交叉与和谐，西方人思考问题重对立的矛盾和斗争，致使西方人和东方人尤其是中国人形成不同的“西藏观”。西方媒体将西藏传统描写成香格里拉，西方的电影、书籍、报纸等共同塑造了西藏的“神话”，西方主流媒体既受到这些神话的影响，又继续延续着这些神话，从香格里拉神话发展到新香格里拉神话，最终成为相格里拉的“囚徒”。

　　美国的中国学家柯文倡导“中国中心观”，他认为，我们的研究必须“转向更加内在的取向”，“力图对任何特定的非西方社会的历史，从自身的情况出发，通过自身的观点加以认识”。就是说，要真正“进入中国内部，开始了解中国人自己是怎样理解和感受他们最近的一段历史的”。“从一种西方中心色彩较少的新角度来看待中国历史”，“从中国而不是从西方着手来研究中国历史，并尽量采取内部的（即中国的）而不是外部的（即西方的）准绳来决定中国历史哪些现象具有历史重要性。”实际上是要求美国学者彻底摒弃“西方中心”的文化霸权观念，深入到中国人的思想世界之中研究中国，使局外人获得局内人的感受。西方藏学界只有“移情”和“换位”，摒弃“西方中心论”，以中国西藏为中心，才能真正“理解与体验”西藏，才能得出符合西藏实际和中国实际的结论。


作者: 杜永彬

白之纯黑之魅

http://www.tibetinfor.com.cn/shehui/shehu2002513131148.htm

中国西藏信息中心

☆蔷，独舞々

举报···嚻白连续发帖 5次··恶意灌水

原帖由 ˊι凝姿乀ヽ 于 2008-3-25 21:37 发表

首先感谢各位家族进驻天上人间家族版面.请各位家族族长版主加新家族联盟qq群15605007希望大家不得蓄意破坏论坛稳定团结,寻衅辱骂攻击论坛管理人员,严禁会员之间互相攻击,互相谩骂. 言论是自由的,如果有人在坛子里和 ...

☆蔷，独舞々

7：连续回复帖：连续回复一个帖子5次（只能四连帖。不包括主题帖）也等于恶意灌水 特别强调这一点 各家族斑竹发现应及时删除，未能及时删除.警告家族斑竹.

☆蔷，独舞々

你完蛋了 ····

白之纯黑之魅

我会自己删除的

在这存下、

我会自己来的

☆悦，独舞々

无视举报

陳嘉貝

追叔
您慢慢写
我路过

☆蔷，独舞々

`````

陳嘉貝

   挖```
呜呜

白之纯黑之魅

这么个东西 比生孩子还痛苦啊


写不出  题目都不好确定

白之纯黑之魅

在西藏，这些壁画如同通俗的历史读本，为我们勾勒出藏族人的疆域观念。形如罗刹女的大地，最初分成了四个以茹为单位的疆域结构。这四茹，不仅包括了松赞干布吐蕃王朝的发详地雅鲁藏布江流域，也包括我们今天知道的卫（拉萨及周边地区），藏（后藏日喀则为中心的地区，从前还包括锡金，以及尼泊尔和不丹的部分地区），康区（从前的西康省大部分地区）和安多（青海与羌塘草原），阿里地区（从前还包括克什米尔、拉达克）。在现代主权概念流行之前，西藏的疆域也在不同的时代，随着与周边区域的战争而发生着变化。在公元九世纪吐蕃王朝崩溃之前，藏人的活动中心主要在以拉萨和日喀则为中心的前后藏。众多的部落和小型的王国，拱卫在前后藏周边。现在的内地人可能很少有人听过乃东王、波密王，更可能从未听说过象雄王、苏毗王、羊同王、党项王这样一些称谓。人们可能知道今天西藏除了格鲁派（黄教）之外还有红教（宁玛派）、萨迦派（花教）、白教（噶举派）、以及早期的苯教等大的宗教派别，但可能很少有人知道还有诸如希解派、觉囊派这样一些对西藏同样具有影响的小的教派。

那些去过阿里的朋友可能知道，自从公元九世纪的藏王朗达玛因崇笨灭佛被人剌杀之后，吐蕃王朝也在一夜之间烟消云散。

在传说中，灭佛的朗达玛被描述成了一千零一夜里的魔王，按照汉人的典籍记述，这位藏王头长犄角，残暴而且惧内，但在拉萨，人们都知道朗达玛每天要一位新娘陪夜。因为担心自已头上长角的秘密泄露，所以，第二天朗达玛就会杀死陪夜的新娘。在他短暂的统治时期，大昭寺内由文成公主携自汉地的佛像被人拖到了拉萨河边，险些藏身河底。市面上到处是被迫还俗的僧侣，他们在藏王的暴政下从事着屠宰之类的下等职业。终于有一天，一位退役的守边军人听说了藏王的暴行。这位名叫拉龙•贝吉多吉的人为自已准备了一件羊皮大麾，大麾的一面全部染成黑色，而另一面全部染成白色。他怀揣袖箭，守候在大昭寺前，终于等来了机会。这一天朗达玛在大昭寺前游览，站在唐蕃会盟碑前，正在读碑上的文字，拉龙•贝吉多吉也装成前来敬献哈达的香客。他掏出袖箭，一箭正中藏王的眉心。

得手的拉龙•贝吉多吉在一片混乱之中迅速逃离，当追兵四处搜捕一位身穿黑色大麾的汉子时，他将羊皮大麾反转，得以蒙混过关。他一直逃到安多与康区交界的边地，在那里的寺院中隐藏起来。直到佛教重新复兴，他因为身犯杀孽、虽然不能为新的出家人授戒，但仍在史书中位列见证宗教复兴的席位。

朗达玛的死亡，带来了长达数百年的群雄割据时代。他的两个儿子在家臣们的护卫下终于逃到阿里，躲过劫难。其中的一个建立了古格王朝。另一个，建立了拉达克王朝。

十三世纪，蒙古人从东方抵达边境的消息传到了藏地。事实上，在征服欧州大陆和中原帝国的过程中，蒙古人对于这块高寒之地兴趣并不大，所以，抵边的军队且行且进，对于深入西藏，似乎有些犹豫不决。在热振，蒙古军队遭遇了当地僧俗组织的武装反抗，但却不费吹之力取得了胜利，此举震憾了全藏。此时的藏地，萨迦派是第一大教派。到过萨迦寺的人可能早已发现，在这座寺院的檐角上，至今仍然可以看到男性生殖器的装饰。这一派的密宗修行，有许多教义本身就是源自古代印度的怛特罗（性力崇拜）经典。这个教派的一位智者，敏锐地看透了蒙古人的心思。带着厚礼和他的侄子八思巴，在边境甘肃凉州会晤了蒙军统率成吉思汗的孙子阔端。

不久，这位被后世称为萨迦班智达的智者，发布了那份著名的告十三万户同胞书，请求大家向蒙古人纳贡，此举即避免了战争的深入，同时，萨迦派也凭借蒙古人的势力统一了西藏。萨迦此举很快就引发了藏地其它教派的效仿。公元1254年，一世噶玛巴在康区会见了忽必烈之后，北上蒙古，并且被蒙哥汗及阿里不哥奉为上师。

历史常常会在一些关键的节点上，给后人留下迷雾般的疑团，并且成为诸多纷争的起点。当今天的人们理所当然的接受了蒙古人遗下的疆域，并奉这些血腥的侵略者为祖先时，不知道当年的南宋人作何感想？然而，西藏人自有其想法。在他们的想法中，蒙古人虽然名义上把十三万户授予了萨迦，但是，且不说藏地的其它教派和王国并未服谙，因为此起彼伏的反抗最终还引来了大大小小的多次战争；当八思巴成为大元帝师，蒙古人也信奉起藏传佛教，并且使用八思巴新创的蒙文时，藏人们认为，这种精神上的统治即便不是更加有力，但至少也与蒙古人有名无实的控制相比并不逊色。值得一提的是，当蒙古人不断地从萨迦世系中选出帝师，萨迦派的喇嘛丹巴•索南坚赞也撰写了一部名著《萨迦王统世系明鉴》。

在藏人的词典中，他们与所有统治者的关系一直有一个令人诟病的修辞手法，那就是施主与福田的关系。在他们看来，这些外来统治者如同施主，当他们为当政的教派施舍政治上的保护之时，同时也得到了如福田妙果般的精神上的抚慰。这种思想，甚至在藏地引发了一种攀比，任何想要确立自身地位的教派，一旦与施主建立起稳固良好的关系，就可以轻而易举获得合法的存在理由。经由萨迦派开创的这种施主福田的关系，也成了日后西藏人再也无法廛定的疆域观，成了如驼鸟把头埋进沙土，却任由后人踢它屁股的缘由。（待续）

http://tw.netsh.com/bbs/708934/html/tree_29109285.html 西藏问题之我见

☆蔷，独舞々

  可怜哒··

白之纯黑之魅

理蒙古、新疆、西藏这些清属亚洲腹地来清京朝贡的藩属的事务，以
  及管理与清帝国境外亚洲腹地的各国的关系，则由北京的理藩院负责。清帝
  国境外极西部的尼泊尔（在印度统治之下）和乾竺特（罕萨和那噶尔，其居
  民为七什叶派穆斯林，称伊斯迈依勒）直接向清朝进贡，而拉达克、锡金和
  不丹则是西藏的　附属国，与清帝国没有直接联系。巴尔提商人在新疆和西藏
  的市场经商，但是清朝只把巴尔提斯坦看作是一个并不存在的所谓博洛尔国
  （此为吉尔吉特古称，清代所谓博洛尔主要指巴尔提斯坦）的一部分，①所以
  同巴尔提的统治者没有建立稳定关系。在喜马拉雅山南是印度各邦和英属东
  印度公司：当十八世纪的时候东印度公司曾几次企图进入西藏，它的积极程
  度日甚一日。但是，理藩院在十九世纪之初对西藏的西邻几乎仍无所知，甚
  至不知道在印度的东印度公司和在广州的英国商人是来自同一国度。②
      新疆以西是操突厥语的穆斯林哈萨克游牧民，他们既向俄国也向清朝纳
  贡。还有在山区的柯勒克孜各部，也是穆斯林。以费尔干纳为中心的浩罕是
  主要从事农业并定居于城镇的伊斯兰国，其统治者向清朝纳贡。但是清朝也
  向浩罕纳贡，因为清**为了保持新疆西境的安定，定期赐与浩罕统治者以
  银两和茶叶。在清帝国看来，塔什干、布哈拉、“博洛尔”、巴达赫尚（巴


① 徐松：《西域水道记》（卷 1 第 18 页）似将博洛尔置于吉尔吉特山谷。参见坎宁汉：《从自然、统计和

历史角度看拉达克，兼及其毗邻诸国》，第 45 页；穆罕默德·海德·达格拉特：《中亚莫卧儿人的历史》

（罗斯英译，伊莱亚斯编），第 135、384—385 页；伯希和：《马可波罗游记注释》，卷 1 第 91—92 页；

佐口透：《俄国和亚洲的草原》，第 181 页（显然是根据徐松著作写成）。

② 铃木中正：《围绕西藏的中印关系史》，第 179 页；坎曼：《不列颠打通西藏的最初尝试》，第 140 页，

尤其是注 73。

  达克山）和杜兰尼人的分崩离析的阿富汗国，都是向清帝国朝贡的国家。
      在清**的心目中，纳贡的地位就是给外国人在特定条件下以经商权，
  使皇帝对外国朝觐者的权威合法化。但是这并非附庸关系，也并不表示要求
  清朝保护。仅有的真正的“保护国”是在帝国边境以内的属国，其中某些统
  治者被认为是贡谒者，不认为是外国人。

1800 年前后清代的亚洲腹地 剑桥中国晚清史[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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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之纯黑之魅

5个通宵了还没完成 2/5 我哭啊

白之纯黑之魅

西藏抗英百年祭 第一集 亚东开关（探索·发现2004-184）

☆悦，独舞々

SB

☆蔷，独舞々

可怜·

☆悦，独舞々

SBSB

白之纯黑之魅

前天最难写 的 一段资料
一个通宵写了600个字 丢了！

其他同学都交了 我怎么这么倒霉

☆悦，独舞々

歪

☆忧，独舞々

☆悦，独舞々

SB论文多